虽然《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将具体规范审查的提请权完全赋予法院，且《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第3款也明确法院的声请，与诉讼当事人对该法规之无效的指责无关，但普通诉讼的当事人却可以参与审查程序。
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这是人类消除贫困的历史创举，是世界人权事业的历史飞跃，是惠及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伟业。
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修订公布。这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基本规律。2015年修改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进一步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把好人大代表入口关，加强人大代表工作。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生宪法晨读、学宪法讲宪法、宪法小卫士行动计划等活动持续开展。
习近平不仅为当代中国宪法制度的民主政治基础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说明，也为丰富发展人类民主政治和宪法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在实施路径上，精神文明建设侧重国家对公民的教化。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有着鲜明的伦理色彩。2.宪法主权结构是主权意志整合的载体 在宪法上，制宪是主权意志整合的逻辑延伸，是在根本法意义上对主权意志的确定与承认。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制度结构，虽源于个体道德自主的元点设计，但却指向现代公民守法品格的培养。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1版。
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逻辑被碎片化地理解，整体面向亟需重新审视。这更符合政府治理的比例原则，也可以获得将价值判断移交宪法协商程序的空间。
他把现代社会失范的症结归结为，在国家与个体间缺少一个能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机制。[23]党的十二大将其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前者通过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后者通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和纪律，二者相互渗透、彼此促进，致力于将社会成员培养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性机制是个体社会化之依托，其本质是个体的教化过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中国宪法在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表达，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目标价值。
个体拥有毋庸置疑的形式自由，但却在无所依傍的精神缺失中，极易依附不彻底的市场逻辑。（一）价值中立的基本权利-政治国家框架 作为宪法的经典框架，基本权利-政治国家遵循个体道德自主和国家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宪法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什么是好生活的主权选择和宪制判断。而且，受家国天下传统的影响，国家-社会-个体可进一步具化为国家-社会-家庭-个体。
[32]参见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在规范逻辑上，需要进行深入追问的是：主权协商以何种方式和机制促进人民意志的整合？协商过程与作为民主框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对接？协商结果如何在作为民主结果的国家立法中得以体现？这些问题构成了承认并适应文化差异的宪法体制的核心追问，亦是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作为宪法议题在宪法整体逻辑中彼此衔接的关键所在。
就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路径的道德教育和公德提倡而言，精神文明建设共享公民教化的一般逻辑，即，国家与个体处于两端，其间以社会性机制相连接。就此而言，依托于主权结构的精神文明建设，经此构成多元主义背景下共同体据以维系的首要议题。
其后，1993年和1999年宪法修改，对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分别进行了确认，由此形成了不断完备的精神文明宪法规范体系。公民生存于共同体中，任何权利的实现，均仰赖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在此基础上，具有利益诉求的个体公民因利益驱动转换为富有参与精神的积极公民，以此型构公共领域，促成多元社会的理性共和，进而实现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同源互构。进入专题： 宪法叙事 。但如果忽视了作为教化资源的精神文明的生成机理，势必产生上述国家对公民进行单向道德要求的错觉。[2]参见黄明涛：《公民文化权研究——〈宪法〉第47条之规范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以下。
国家目标的不清晰，使得形式统一的基本权利体系亦因此陷入持久的内在冲突，无法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的权利化指向，致使国家治理常陷入高度或然性的政治计算和道德裁判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认同，但客观而言，这一状态乃是由主权者、主权代表、国家意志三者背后的国家与人民的沟通陷入阻滞所致。
有了这个机制，国家不会仅仅依靠自己就作出所谓权威判断并强行要求个体服从，个体也不可能把国家当作一种贯彻多数人意志的工具。[41]参见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46]参见前引[6]，涂尔干书，第67页。按照现代话语，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赋予国家正当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算对国家的道德规训。
[21]参见[加]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黄俊龙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页以下。二是来自国家（好生活标准的确定者）的宪法审查和监督。[42]政治协商则立足于多党合作，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形成工农联盟与其他阶层的意志整合，促成开放包容的公共交往结构与国家治理的对接与耦合。现行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主要包含四个内容：一是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路径和基本原则，这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进行规定。
在这一点上，中国宪法被置于与经典宪法价值中立立场的对立中。纯粹的个体道德自主，一旦被贴上权利的标签，便倾向于对国家持一种警惕的态度。
Constitutional Narrativ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Normative Conno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uthor: Qin Xiaojian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not a one-way national moral intervention, but a valu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tizen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social interaction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sovereignty consultation structure,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ing partys ethical character, the national goal mobilization, and the mass lin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motes the acculturation of sovereignty structure with ethical entities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extends the legitimate logic of sovereignty to the meaningful construction of awareness identity, spiritual cohesiveness and cultural publicity in a multi-valued era.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stituted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 ternary isomorphism served as the substantive carrier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constitutional value system transformed by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normative system constructed by its guidelines, integra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o create a space for public discussion on value disputes, and shape the coherent logic of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virtue, so as to achieve the structure coupling of individual autonomy, social acculturation, n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government value neutrality. 注释: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的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CFX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上述两种理解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一套逻辑，均将国家与个体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忽略了个体与国家在政治有机体中的结构性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体与国家在精神维度的互动沟通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公民的教化使命，遵循特定的宪法体制逻辑和制度路径。据此而论，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内涵可表达为，依托宪法体制的主权意志整合，凝炼国家价值观，经由国家主导的公民教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元价值沟通与共识凝聚的宪法机制，培育教化社会主义公民，并加以国家目标的总体调控，以此疏导不可调和的价值争议，最终为公共决策凝聚符合国家目标的整体价值共识，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
误解大多来自经典宪法视野的评判。由此可见，主权结构作为国家与人民的沟通机制，是价值共识凝聚的根本框架。经此转换的宪法确认，构成宪法价值体系。就此而言，在规范意义上，精神文明建设的宪制功能，首先体现为经由意识形态构建所完成的主权意志整合。
上述两端，在切断国家与个体的精神关联乃至加剧对立这一维度，殊途同归。它已然超越了传统主权法理所指向的政治正当性建构，而深入到价值多元时代的意识同一性、精神凝聚性和文化公共性的意义世界构建。
作为价值生成实体源泉的社会由此陷入价值空心化境地。也正是基于制宪所形成的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同构，国家才升华为个体生存与社会结合的最高形式——国家既以一定方式维系着个体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也通过一定渠道反映和表达这一互动关系所凝聚的社会核心价值。
对于中国宪法而言，从经典宪法透射的精神文明建设图景，是否是被经典宪法所歪曲的形象？经典宪法的价值中立，当真是立宪主义的真理？中国宪法的规定，仅仅只为某种价值的宣扬？对价值的宣扬，是否就意味着思想的强制？从逻辑上讲，如果对这些基础命题不予探究，那么，任何一种态度或立场都是存疑的，误解也是难免的。摘要: 中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并非单向的国家道德干预，而是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公民的价值沟通机制。
